在陈永贵身边，少有人敢提出反对声音

1969年2月16日，在北京，周恩来接见了来自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，其中包括陈永贵。会场上有人高喊“向陈永贵同志学习！”，周恩来则表示：“学习大寨、学习陈永贵是对的，但不能学习他的派性。”这句话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意义深远。当时的大寨不仅是一个村庄，还成了被广泛宣传的象征，而陈永贵则是这一象征的代表，提出任何异议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争论。

周恩来此前多次表现出对陈永贵的不同意见。1965年5月，他陪同阿尔巴尼亚官员参观大寨时，指出了当地山地绿化的不足，并建议向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，这显示出当时的情况并不完美。尽管大寨的经验在全国被广泛推广，但关于其存在的问题却鲜有讨论，媒体更倾向于报道成绩，批评则可能造成现实中的风险。1970年8月，纪登奎在大寨时也谈到了一些学习中的偏差，触及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，虽然陈永贵在场，却未曾反驳。

大局的改变发生在中共十大之后，陈永贵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后，很多人不再公开表达意见。即使与他关系密切的纪登奎也很少提起可能让陈永贵感到不快的话。1978年前，关于大寨的文章几乎都是正面报道，批评内容则愈发稀少，许多人明白一旦提出问题可能会影响地区关系，甚至被视为对大寨的挑战，因此许多意见未能被记录。 球友会

周恩来的批评不仅仅停留在农业层面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山西两派冲突影响了生产和秩序。尽管陈永贵身处一派，周恩来在1969年接见山西代表时明确指出他“陷入了派性”。陈永贵虽然坚信自有其正义，但也不能对周恩来的话进行公开反驳。

1971年，周恩来在谈到大寨时批评其应保持的农村形式，尽量避免极端化。他指出要注意农业生产的规律，农民的生活需求不应被口号替代。1973年，周恩来对陈永贵的处理则表现出他对政治关系的考虑，尽管陈永贵在地方上拥有极高的权威，外界对他的批评声音也难以传入。

随着权力的增加，陈永贵的生活反而受到更多限制，担任副总理后，他的行程受到严格监控，久而久之，他表示了对这种生活的不适应。他向毛泽东提出“三三制”的建议，希望能够缓解这种状态，并得到批准。 球友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