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标题：彭德怀与刘伯承的矛盾与误会」
1932年初，刘伯承担中央军政学校校长一职，随后在宁都会议上支持了当时多数人的路线，结果毛泽东失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，而刘伯承不久升为红军总参谋长。那次分歧的根源在于战略路线之争：毛泽东主张适应中国实际的游击战，而博古、李德等人倾向于照搬苏联式的正规军作战。刘伯承初到苏区，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，短期内倾向正规战，后来又以提升红军战术能力为由撰文批评“游击主义”，认为它会阻碍大兵团作战能力的形成。
红三军团的彭德怀以及红一军团的林彪看到这些主张，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大打正规战并不现实。彭德怀直言不讳，抨击这种做法脱离苏区实际。分歧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期间逐渐加深。1933年初，中央下令红一方面军南攻南丰，彭德怀对命令大为惊讶并向周恩来抱怨，虽被迫执行，但进攻受挫，损失惨重。彭把失败归咎于刘伯承主张的正规战路线，事后愤怒不已。 球友会
实际上，在制定攻势之前，刘伯承也曾向中央电报表示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，但掌握最后决策权的李德、博古等人没有采纳这一意见。后来刘伯承对彭对他批评游击战的不满，曾以为红军内部存在游击主义倾向并建议提高战术水平，这句话经传闻被曲解成对彭部的指责，双方误会进一步加深。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，刘伯承逐渐认识到游击战的必要性，并于1934年撰文总结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教训，强调坚持游击战的重要。但李德对他不以为然，刘随后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，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彭德怀成为八路军副总指挥，刘伯承担任129师师长，角色似乎对调。两人在抗战初期配合尚好，但在百团大战期间冲突再起。129师承担正面攻击任务，伤亡严重，刘伯承为部队损失感到痛惜并在某些战役中主张撤退，彭德怀则因伤亡愤怒，双方在关家垴等战斗中发生激烈争执，言语激烈，矛盾公开化。
1944年4月，延安开展整风与总结工作，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军区干部会上对百团大战作了全面回顾，既肯定了战果也指出了问题：过早暴露实力、引来敌人残酷报复、对敌情估计不准、以及指挥上未能很好结合游击与正规战等。刘的评述带有自我批评性质，本意是总结经验教训，但后来这一批评在政治运动中被放大、曲解。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，百团大战的争议被用作攻击彭德怀的一项证据，令一向直率的彭深感不解与愤怒。虽然后来对战役的各种极端说法并非刘伯承原意，但彭对刘在公开场合最初提出批评的事实怀恨在心，二人之间的嫌隙由此延续。 球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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